监狱学范畴内罪犯回归社会问题研究

作者:北京市监狱管理局    来源:北京市监狱管理局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20-06-02     文章录入:张东升



【内容提要】回归社会既属于监狱学范畴,也属于社会学范畴。本文侧重从监狱学范畴出发,以监狱改造罪犯的基本目标是促使罪犯回归社会为立足点,分析监禁制度下监狱行刑活动与罪犯回归社会之间的冲突,并创造性地提出有效回归社会的概念,探寻罪犯有效回归社会的途径,以期通过一己之见引发学界对罪犯回归社会问题的思考。


【关键词】监狱学 范畴 罪犯 回归社会 研究


把罪犯改造成能够遵守法律、自食其力的新人,并让他们回归社会成为自由公民,是中国改造罪犯的基本目标。促使罪犯回归社会是监狱行刑工作的目的。罪犯回归社会就是要通过监狱对其进行再社会化,使之改变原有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重新认识和掌握各种基本的社会规范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必须具备的知识和技能,重返社会成为一个完全的社会公民,使罪犯来自社会,最终又回到社会。促使罪犯回归社会的主体是国家刑罚执行机关,但罪犯回归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社会的政治环境、经济发展水平、文化氛围等因素都会直接影响到罪犯的顺利回归、融入社会。而本文立足于监狱基本行刑活动,试从监狱学范畴去研究监狱行刑影响罪犯回归社会的种种问题。


一、罪犯回归社会的内涵与特征


回归社会是一个含义十分丰富的词组,既可以指个体在思想观念方面重新认同社会普遍价值观的回归,也可以指诸如精神疾病等患者通过住院治疗后重返社会的回归行为。而监狱学范畴内罪犯回归社会,是指监狱机关准予恢复罪犯人身自由,重返社会的一项行刑制度。包括狭义和广义两方面的涵义,狭义的罪犯回归社会是指依法受到刑罚处罚的罪犯刑满释放、复归社会的刑罚执行制度。广义的罪犯回归社会是指所有罪犯离开监狱场所、进行与社会接触性活动的总称,它可以分为完全回归(如刑满释放)、部分回归(如假释)、暂时回归(如离监探亲)等。本文所探讨的是狭义的罪犯回归社会。


罪犯回归社会作为一种行刑制度,有着不同于其他个体回归社会的显著特征:


1、法定性。罪犯回归社会是对某一罪犯刑罚执行过程终结或暂时终结的一种必然表现形态,是人民法院生效的判决和裁定所确定的刑罚执行结束的一种标志,也是由罪犯身份恢复为一般守法公民的必经法律程序,因此,它具有法定性的特征。


2、延伸性。罪犯刑满释放回归社会的法律标志是刑期届满,重返社会。它既是刑罚的结束、行刑的终点,同时从社会角度而言,它又是回归社会的起点或临界点,从罪犯重返社会这一刻起到罪犯真正回归社会还需要有一个或长或短的过程。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罪犯回归社会不是一个即时行为,而是一个相互关联的向前发展的过程,具有延伸性的特征。


3、复杂性。刑满释放人员能否真正重返社会面成为合格的社会公民,面临着诸多因素的影响,如:社会环境对刑释人员的接纳与否、社区居民对刑释人员的态度以及家庭成员对刑释人员的谅解程度等都直接影响着罪犯顺利回归社会。因而罪犯回归社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问题,具有复杂性的特征。


二、监狱行刑模式与罪犯回归社会的内在冲突


我国监狱的行刑方式属于监禁刑[3]。监禁刑的最大特点是剥夺受刑者的人身自由,将其与主流社会隔离开来。因此监禁刑本身所具有的封闭性及由此带来的对罪犯权利的诸多限制,与以教育矫正罪犯、实现对罪犯的再社会化、使其顺利回归社会的行刑目标相悖。也就是说监狱行刑所要实现的目标与监狱行刑手段本身之间存在矛盾和冲突,这种冲突是潜存的、内在的,它或强或弱地伴随着监狱行刑活动的始终。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冲突一:封闭的监禁环境与罪犯回归社会所需的人际互动之间的冲突。


人际互动是人类进行正常社会生活的基础,人性、自我和社会都是在人际互动中形成的。没有人际互动,就没有个体的社会化,也不能发展出个性与自我。罪犯回归社会也需要有正常的人际互动。人际互动以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之间发生接触为前提,以其信息传播为基础,如果没有信息的交流,或者互动双方互不理解,互动就无法进行。监禁生活对罪犯人际互动的实现有着很大的负面影响。


封闭的监禁环境造成了人际互动在罪犯生活中的缺失。一方面,罪犯一旦进入监狱,就失去与外界的接触,其会见、写信、打电话都受严格的对象和次数限制,并且还会受到监视。因此,罪犯几乎没有什么与外界接触的机会,即使在会见时获得与外界接触的机会,也出于顾忌不愿过多谈论监狱生活内容,从而使所谓的交流成为空洞的形式。另一方面,在同监罪犯之间,一般都会缺乏像正常人之间那样的信任感,罪犯之间不敢交流感情,不敢谈论自己体验到的压抑,不敢交流如何应付困境的信息,这样,罪犯就变得越来越自我封闭,越来越不愿意和别人接触。而罪犯既不与外界接触也不与狱内其他人员接触,就造成了人际互动在罪犯生活当中的缺失,而缺乏人际互动,容易使人性格孤僻,不能对社会其他成员或社会本身产生认同,从而不利于罪犯回归社会。


封闭的监禁环境造成罪犯与家庭成员之间互动的割裂。在各种社会环境中,家庭所可能给予个人的感情的交流和爱的体验是最多的。一个人的感情的正常发展,一个人能够理解爱,能否既懂得接受别人的爱,也能给予别人爱,这种感情方面的社会化与家庭有着密切的联系。此外,家庭还能为个别在社会活动中遇到的各种困难提供帮助,协会其摆脱困境,家庭是个人重要的社会支持系统。家庭对于罪犯回归社会有重大意义。但封闭的监禁环境使罪犯与其家庭长期分离,突然陷入没有家庭支持的境地,他们无法与家庭成员进行感情上的交流,也不能得到家庭的关心与帮助,只能自己应付在监狱中每天遇到的挫折与困难,陷入一种无助状态之中。这种与家庭成员之间互动关系的中断容易给犯人带来严重的情绪和心理伤害,不利于罪犯建立积极的社会情感,反而会产生对社会的怨恨情绪,不利于罪犯顺利回归社会。


冲突二:强制性的管理措施与培养罪犯回归社会所需的健康人格之间的冲突。


监狱是国家强制机关,对于关押改造的罪犯必然会采取一定的强制管理措施,而这些强制措施最容易导致罪犯的“监狱化”问题。


监狱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安装了严密的监控,制定了管教罪犯的严格纪律,对罪犯实施严厉而高度集中统一的管理方式,这就造成了监狱罪犯单调而刻板的生活方式,罪犯之间被强制拉平,其具有相同的生活节奏。其衣食住行、日常生活起居任人摆布和监视,毫无隐私可言。久而久之,罪犯的个性以及原有的自尊心、责任感和自主性等就会随着自由一起被剥夺,这就进而容易造成罪犯人格的变异,形成监狱人格[5]。我国有的学者将其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抗争型,表现为同监狱当局及社会严重对立,对人际关系却反信任感,对许多人和事持无端的猜疑和仇视;二是顺从型,表现为说话做事过分小心谨慎,处处卑微、顺从,几乎丧失了独立性和自主性,刻板、麻木,对外界事务感知迟钝;三是双重人格型,表现为随着场景的不同而不断改换自己的人格面具,对权威和强者卑微、屈从,对弱者盛气凌人。而无论哪种类型,都不是适应正常社会生活所需的健康的人格类型,其实质都应归入反社会性的人格类型。在监狱人格的影响下,罪犯或者变得仇视社会,或者变得麻木不仁,或者变得极度虚伪,无法建立正常的社会思维方式,更谈不上内化正常社会的文化规范和行为标准,从而回归社会成为空谈。


冲突三:较低的教育水平与提高罪犯回归社会所需技能素质之间的冲突。


教育改造是促使罪犯顺利回归社会的重要手段,从理论上来说,教育改造与罪犯回归社会二者的目标是协调一致的。但从监狱目前改造工作的现状来说,由于教育资源的匮乏、教育方式的落后以及教育时间得不到保障等原因,造成了监狱教育水平的低下,这与罪犯回归社会所需的高技能高素质的要求严重不协调。


进入新世纪以后,伴随着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社会转型进一步加快,由此引起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之间的冲撞将日趋激烈,一些具有现代社会特征的社会规范、行为准则、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已经或正在形成之中。处在这样一个剧烈变革的社会之中,社会化的内容不仅日趋丰富,而且变化异常迅速,这必然给一个人的社会化增加难度,更不用说是长期与社会隔离的罪犯了。就拿培养罪犯的劳动技能来说,由于社会在迅速发展,它要求每一个社会成员能够尽快适应高创造性、高效益的劳动,如果我们仍仅仅停留在追求低层次目标,让数以千计的罪犯从事简单劳动,或在劳动过程中一味地追求产值,追求生产效益,以挣得更多的劳动分,教育为生产劳动让路,教育矫正的许多有建设性意义的活动也就成了摆设和形式主义。那么,他们一旦复归社会,不具备现代社会所要求的劳动技能和知识素养,就成为与社会格格不入的怪物。同样教育改造社会化形式之一的社会帮教活动如果仅仅停留在文化教育(如文艺表演、书市等)和亲情教育(如节日邀请罪犯家属进监区参加活动等)层面,也远远不能满足罪犯对社会的了解及对生存技能的掌握的迫切需要。


三、探索罪犯有效回归社会的途径


(一)有效回归社会概念的提出


由于罪犯回归社会具有法定性的特点,使得罪犯回归社会成为一种必然结果。也就是说,不论罪犯改造好与坏,只要刑期届满,罪犯就必然离开监狱,回归社会。为了凸显监狱工作效能,笔者提出有效回归社会的概念。罪犯有效回归社会是指罪犯回归社会时具有健康的人格、较强的人际交往能力以及较高的技能和文化水平,能够适应当今社会准则和规范,能够自食其力,成为守法公民。有效回归社会概念的提出,既是监狱行刑目的的体现,也是“首要标准”对监狱工作的要求。


(二)建立罪犯有效回归社会的新模式


要消除监狱行刑模式与罪犯回归社会的种种冲突,促使罪犯有效回归社会,笔者认为,监狱应以行刑社会化作为基本理念,分别从罪犯回归前的准备、回归时的衔接、回归后的反馈三方面着眼,建立起包括开放式处遇制度、暂缓回归制度、社会-司法跟踪制度在内的新型改造模式。


1、回归前的准备——建立开放式处遇制度


《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第60(1)条规定:“监所制度应该设法减少狱中生活同自由生活的差异,以免降低囚犯的责任感,或囚犯基于人的尊严应得的尊敬。”我国目前监狱对罪犯普遍实行“三级五等”[6]的分级处遇管理制度,罪犯在不同的管理等级下,所拥有的自由度、交往关系、会见通讯、文娱体育和生活待遇、文体活动、购物、离监探亲等均存在差异。[7]但在实践工作中,这种分级处遇制度分级不明确,“级”与“级”之间的差别不明显,特别是对于临近释放的宽管级罪犯处遇措施有限,开放性、社会化的处遇措施较为欠缺。因此,监狱机关要完善现行分级管理制度,建立开放式处遇制度,拉大不同级别之间的待遇差别,增加宽管级别当中开放性、社会化处遇措施内容,为罪犯提供更多的通向社会的“出口”。建立开放式处遇制度应从改善监狱环境、改变监禁方式两方面入手,为罪犯逐步摆脱监狱化人格,建立良好的人际互动,重启正常社会生活做铺垫。


改善监狱环境。监狱环境包括物质环境和精神文化环境。在物质环境方面,监狱内罪犯生活、学习场所应尽量减少物化的刺激,监区内的设施和装饰应尽量和社会相类似,监舍尽量布置得温馨和有生活气息,改变监狱森严的面貌,尽量减少监禁封闭环境对罪犯形成的心理压力。在精神文化环境方面,应尽量创造相对“宽松”的执法环境,让罪犯有一定的自由支配时间,可以成立罪犯的自治小组或者委员会,对于一些日常生活中的问题交由罪犯自治小组处理;罪犯除了劳动和学习以外,也有一定的文化娱乐和活动时间,业余文化生活应该尽量搞得丰富多彩,可以采用各种文化体育比赛、各种读书活动等丰富、活跃监狱的文化生活。


改变监禁方式。借鉴国外经验,对于那些通过一段时期的狱内改造已有悔改表现,人身危险性较小的宽管级罪犯,尝试采用家中监禁(在家中服刑,但自由受到限制)、半监禁(白天正常工作、生活,晚上回到监狱服刑)、周末监禁(周一至周五正常工作、生活,周末回到监狱服刑)以及日间监禁(白天在监狱服刑,晚上则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等特殊的执行方式来代替完全将其关押在监狱中服刑的方法,以实现惩罚与改造的结合。通过采取家中监禁等方式,让罪犯处于正常的社会环境中接受惩罚与改造,罪犯被限制自由的同时可以与家人呆在一起,获得家人的交流鼓励与支持,可以有更大的独立和自由空间,可以在更广的范围内了解和接触社会,掌握生存于社会的技能并培养起自律意识和责任心,从而有利于罪犯建立正常的社会人格,促使罪犯有效回归社会。


2、回归时的衔接——建立暂缓回归制度


心理学研究表明,突然的环境改变会使人产生适应性障碍,其表现为人的社会性退缩(如自闭,不愿出门、不愿进行任何社会活动),出现情绪障碍(如悲观失望、心悸、对任何食物都不感兴趣)以及身体的不良反应,严重者还会导致人情绪及行为失控。罪犯在封闭的监禁环境中生活一段时间后会逐步适应这种严格的、制度化的环境,形成监狱人格,甚至会对监狱产生一种依赖,如果不对罪犯采取一定的缓冲措施而在其刑满时突然将其释放,那么就很可能因为环境的突变而产生适应性障碍。为给罪犯从完全地被监禁状态到释放后的完全自由状态之间的转换提供一个平稳的过渡,有效避免释放可能带给罪犯带来的冲击,监狱在罪犯释放时要加强与社会的衔接,建立暂缓回归制度。为实现罪犯释放后与正常社会的融合做好准备。


开展罪犯临释评估。监狱方面,应在临释罪犯中积极开展社会适应性评估,摸排临释罪犯的心理状况,对确实存在适应障碍的罪犯,单独建档,并积极与社会有关部门联系,在其释放时送至当地有关机构接受心理治疗和其他回归训练,避免罪犯释放后直接回到社会引发的心理障碍。


建立“回归训练中心”。社会方面,应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在各地区建立“回归训练中心”,聘请心理专家,对刑释人员进行心理疏导、调节和矫治,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心理困惑和心理障碍,增进心理健康,提高应对挫折和适应社会的能力。并在此基础上,对刑释人员开展技能培训、就业帮助和生活指导,使刑释人员在心理上、技能上具备回归社会的能力后,正式回到社会。


3、回归后的反馈——建立社会-司法跟踪制度


定期回访。罪犯回归社会具有延伸性的特点,为增强改造罪犯的科学性,提高监狱行刑水平,监狱对刑释人员应建立定期回访制度。监狱在罪犯刑满释放后,延伸工作,采取家访的形式,详细了解刑释人员回归社会后的婚姻家庭、就业安置、人际交往等方面的情况,对刑释人员反馈的信息进行梳理、总结,为监狱行刑工作提供参考,以不断完善罪犯管理、职业职能培训等方面工作,提升监狱工作效能。


跟踪监督。社会有关部门应对刑释人员回归社会后的生后予以跟踪监督,对于刑释人员在回归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要尽可能给予帮助,使其顺利渡过难关,融入正常的社会生活。同时,监狱与有关部门密切合作,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共享信息,为监狱工作提供参考。


总之,罪犯有效回归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既与监狱行刑密切相连,又与各种社会因素息息相关。一方面,监狱在促使罪犯回归社会时,应遵循尽量减轻监禁对罪犯身心的损害、尽量减少监禁生活与自由生活之间的差别、培训罪犯回归社会所必需的基本技能等原则,最大限度地推行行刑社会化;另一方面,社会有关部门也应积极作为,营造一种文明、健康、宽松、相互关心的文化氛围,从根本上解决歧视、排挤与刁难等现象的发生,为刑释人员顺利回归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主要参考文献


1、常宁著:《监禁刑执行若干问题研究》,中国长安出版社,2009年10月第1版。


2、金 鉴主编:《监狱学总论》,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3、杨殿升主编:《监狱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4、兰洁主编:《监狱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5、邵名正主编:《监狱学概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6、张峰 连春亮著:《行刑与罪犯矫治社会化研究》,群众出版社,2007年3月第1版。


7、韩玉胜著:《监狱学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1] 参见《中国政府白皮书》,1992年8月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编写。



[2] 对罪犯的再社会化是指国家刑罚执行机关将正常的社会价值标准、行为规范内化于罪犯自身,使其形成正常的社会人格,从而在社会中进行合理的角色定位,并最终适应社会生活的过程。



[3] 监禁刑是指以剥夺犯罪人人身自由为主要内容的惩罚方法,它是自由刑的一种。



[4]监狱化是西方国家的监狱社会学家在考察监禁对罪犯的影响中发展起来的概念,其是指罪犯将监狱社会或者罪犯文化中规范、价值观和非正式规则内化的社会化过程,即犯人逐渐适应犯人社会的风俗习惯的过程。



[5]监狱人格是指罪犯在形成自己一套适应监狱制度的生活方式的基础上产生的特殊人格类型。



[6] “三级五等”指将罪犯管理总体上分为从宽管理、普通管理、从严管理,其中,从宽管理又分为一级宽管、二级宽管,从严管理又分为一级严管,二级严管。



[7] 参见杨殿升、张金桑主编:《中国特色监狱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33页。



[8] 暂缓回归制度是指监狱机关通过评估,对确实存在心理障碍的刑释人员,采取不直接回归社会的方式,暂时送至专门机构,接受专门治疗和训练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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